几年前，我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位于世界银行总部的对面。在国家实行反恐预警的那些日子里，我漫步走过世界银行，抗议的宣传标语墙上随处可见：“停止NARMADA大坝”、“不要SARDAR SAROVAR”。我不知道，那些所谓大坝坑害人类的灾祸究竟是指什么呢？

于是我走过去询问那些示威者关于“Narmada”、“Sardar Sarovar”这些词的含义。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些“阴谋”，它们破坏印度的环境，造成能源生产集中化，从而带来罪恶。我曾在巴基斯坦离印度边界很近的拉合尔城居住过，我知道印度的环境已远不像以前那样好了。我的第一反应是零排放、零化石燃料的水电对印度的环境应该是非常有利的。

我讲了这一想法，示威者告诉我，只有那些小规模的太阳能才是“适合”印度的。很显然，在示威者看来，西方国家可以有很充足的电能并随之受益。但是，如果让发展中国家的电耗限于小规模太阳能的微弱光热，那就更“适合”了。

现在你们都已知道下一步我做了什么。我对与我谈话的那些示威者进行了非学术的人口调查。他们全部都来自美国或欧洲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在丰衣足食、能源充沛和几乎没有洪灾威胁的社会中长大。仅有一对夫妇访问过发展中国家，但他们从未在那里居住过。我相信，他们中从未有人亲身经历过饥饿带来的感受，也没有人曾担忧过农作物是否有收成，或医院里是否有电。对于他们而言，食物不是来自田地，而是来自超市！而且那里从来就有！

就像我所能想到的那样，没有一个示威者在没有电的环境里居住过(除野营时自愿之外)，没有人在已被大气污染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待过，而这种污染正折磨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他们当中也没有人能知道导致这种污染的原因：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缺少电，烹饪和取热都用炭火来进行，从而导致大气被污染。当我试图解释：如今的实际情形是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清洁，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已被污染时，示威者却认为我是在开玩笑。

但你或许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令人不寒而栗的统计数字。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死于因不清洁能源而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要比在美国死亡的全部人数都多。

最后，我试图向示威者说明，面临能够毁灭整个城市的季节性洪灾，好比生活在刀锋之上，对人意味着什么。但这里没有人经历过雨季，或是洪灾——除了地下室淹水，那对你的大屏幕电视机可真是一场灾难。

很明显，我对反对Narmada示威者进行的调查是非学术的，我也并不怀疑此刻他们是一些好心的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做对地球很重要的事情。但这又使我陷入深思：水电，既不使用化石燃料，也不会造成污染或温室效应，却又控制洪灾并且蓄积农业用水，怎么背负着如此不好的名声？

在现代的观念中，很清楚，水力发电被认为是险恶的。20世纪90年代，来自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媒体评论家的压力迫使世界银行和西方政府撤回了对印度Narmada河大坝枢纽工程、中国三峡工程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力发电工程的大部分支持。压力并不限于针对落后国家，在加拿大，环境保护论者、媒体评论家和社会名流疯狂地反对Great Whale水力发电枢纽工程。

记得那时歌星Sting和其他社会名流静坐反对建Great Whale水电站吗？当然，现在Sting是美洲虎豪华轿车的代言人，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些贤明正确的，在曼哈顿、华盛顿或是布鲁塞尔喝着夏敦埃酒，原本将水力发电视作工程学经典集萃的人一个个都变得不可思议，当你说“世界还需要更多的水电大坝”时，他们就会惊恐得透不过气来。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水力发电是零排放、零化石能源和零温室效应，我也将不再重复。但我们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舆论世界的领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水电被视为邪恶？尽管水电替代品是化石燃料、不清洁能源或者干脆就是没有能源，而怎么这些反倒跃然纸上而独具魅力呢？

为什么西方公众舆论对水电怀有如此的敌意呢？我认为有三个根本原因——

为什么西方公众舆论对水电怀有如此的敌意呢？我认为有三个根本原因：

1. 令人愉快的幻想， 认为“节能和软性能源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2. 担心“当发展中国家进行大坝建设时穷人的权利被践踏”；

3. 相信“大坝会带来巨大的环境灾难”。

首先，谈谈节能和软性能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在他最近发表的能源政策计划中，号召美国人到2020年用可再生资源提供20%的电力。克里是怎样定义可再生资源的呢？“风，阳光，地热，以及生物能”，并没有提到水力发电：可不能惹恼了环保主义的捐款人。水流因势而下所带来的能量竟然不被看作可再生资源，这在当代的政治争论中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是不争的事实。也许太阳会爆炸，到那时水力发电就不再是可再生的能源了，但如果真是太阳爆炸的话，谁还顾得上去对付布什呢。当我向人们指出水力发电就是在利用太阳能——正是来自太阳的热能使水升至海拔高的地方，然后它才能向下流淌，这就形成地球上古老的能量循环——的时候，人们却总像看傻瓜似的看着我。

为了能够讨论下去，我试问节能和软性能源是否能满足将来所有能源的需求，答案却是断然否定的。节约能源务必得到重视。尤其是美国，亟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美国人所崇尚的大型SUV(运动型多功能车)对石油的浪费是国家的耻辱。美国不需要在生活质量以及经济生产方面作出任何牺牲就能够节约很多燃油和电。对能源利用效率缺乏认识是美国最失败的政策之一，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极差。

在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节能技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电厂都已非常陈旧。中国煤电厂的热效率仅有美国或加拿大典型设施的二分之一。如果这些电厂达到西方标准，那将会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且通过降低污染总量来改善发展中国家大众的健康水平。

软性能源的情况怎样呢？目前“风电，光电，地热发电，以及生物发电”占全美发电量的1%。 假设推动这类能源的发展取得成功，使这类能源产量翻倍。那么风电，太阳能发电，地热发电，以及生物发电也就能供给全美电力需求的2%。

在发展中国家，对于许多乡村来说的确是事实——在短期来看，小规模的太阳能或许比连接电力网来满足需求更为合适。但根本的需求还是呼唤生产更多的电力，在未来将每一个地方的乡村都连上电网。今天，印度的人均发电量只是美国的3%，中国是6%。世界能源理事会的数字表明，即便假设全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1倍，为使所有人过上接近西方的生活标准，到2050年全球的能源生产需要翻3倍。节能和地热资源根本无法满足这样一个巨大的需求增长。

从道义上讲，我们应当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接近西方的标准。只有那些沉浸在西方富足生活中的人才会认为：他们的生活标准是不适用于其他人的。如今有40亿的人希望以美国或欧洲的标准来生活，他们像美国人或欧洲人一样有这样做的权利。1995年，我在《地球上的一刻》里写到，“对任何拥有小汽车，或住在温暖的房间里，或工作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或坐着喷气客机去华盛顿或布鲁塞尔抗议建设三峡工程，却舍不得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能源生产的西方人来说，那是假道学的”。

这在今天依然是真实的，今后几十年还会是真实的。除非你完全同意新建数百个原子反应堆，或除非你相信冷聚变的技术突破已近在咫尺，或除非你非常喜欢温室效应，任何欲在初级能源生产方面取得大发展的计划必然会涉及开发更多的水电。

许多人用来反对水电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水电工程周围贫苦人民和部落居民的待遇。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许多中国的农民由于三峡工程和类似的工程而移民，许多印度的穷人因Narmada枢纽工程而搬迁，在南美，许多居住在水电工程附近的部落遭到了虐待。许多人的土地和谋生用的东西都被没收。一些人按照莫名其妙的指令搬迁去很远的地方，所谓的新房屋却根本不存在。在移民安置中的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在早期的工程中，移民的待遇是非常糟糕的，目前，各种状况表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最终，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苦人民将会从大型清洁能源工程中受益。当然，这么讲并不能回避在移民安置中未能妥善安排穷人这一严重的问题。

不过，这些是政府的失败，而不是水电工程的失败。这并不是为一些水电工程建设时不公正地对待穷人找合理借口。不论任何原因或境况，虐待穷人都是错误的。我的观点仅说明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水电工程本身，根本问题是所有的政府都应当给弱势群体更多关爱和善待。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比较普遍的反对水电的理由，那就是认为大坝和水库会导致严重的环境灾害。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甚至愚蠢的观点。首先，从简单的功利主义原则讲，人是第一位的。中国需要清洁的能源，需要灌溉用水，需要制止长江流域频繁的洪水。是的，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它也许不需要这些东西。但这些人恰恰是不能被忽略的！

当我和激进主义分子争辩满足中国人民对电力、灌溉和治水的需要要优先于所淹没的三峡峡谷的部分美丽风景时，他们的反应是：“中国本就不应该有这么多人”。或许是不应该，但这是事实！

因为国家未能控制好人口增长而认为必须停止清洁水电的生产，就好比在说因为不应该下雨，所以你拒绝打伞一样。人，比之三峡峡谷的壮观景色或那里生存的稀有物种，要重要得多。在完美的世界中，三峡应该保存下来。而这并不是完美的世界。这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0亿，大多数居住在因使用不清洁能源而令人窒息的被污染的城市中。

我们来做一个假定。假设美国面临在食物短缺、洪灾频繁、空气污染如西南部的烟云一样厚重，或是堰塞大峡谷这两方面作出选择，美国今天会以极快的步奏来堰塞大峡谷。我们不会留时间给任何有钱的外国环保积极分子来教唆我们为了保存南部的壮观而要牺牲人民。

当然，堰塞大峡谷会是极糟糕的损失，但与其让人民受苦相比，这种结果要好一些。这难道不是发展中国家经常要面临的选择吗？

下面是更普遍的环保主义观点，认为水电极大地改变了自然风景。没人有异议，的确是这样。水库与他们所取代的河滨或大峡谷的生态有很大不同，水库生命形态与河流生命形态是截然不同的。通常美丽的峡谷或咆哮的江水将变成缓和如镜的湖水，古老生态平衡中的生物会随着湖水上涨而消失。

问题是，自然界反对吗？自然界经常在改变风景，仅仅由于时间比例我们无法察觉而已。当国际上呼吁反对Great Whale项目时，《纽约时报》宣称这个工程是可怕的，因为它会使那些永世存在的河流和平原发生改变。实际上，“永世”是指存在了7000年左右。退一步说，《纽约时报》看作自天工造物后就存在的“正确”的地貌景色本来并不存在。退却的Laurentide冰川始终还在蚀刻着大地板块上河流和海湾的模样。James湾、三峡和其它水电坝址的地质、水力、物种分布及种种物态生态元素已经被自然改变了不知多少次，——不论人类干预与否，它还会改变很多次。

大自然长时间连续不断地改变生态这一事实并不表明人为地去改造某一个地域就肯定是明智的：我们企图改变景致的想法通常是愚蠢的。这只是为分析问题引入正确的视角。关于Narmada河并没有永恒的东西，——Narmada仅是当人口开始增长时恰好就在那里存在了。

如果人们通过改变Narmada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且扩大生存范围，自然界肯定不会反对。自然界希望它的创造物为生存而与环境相竞争。

三峡峡谷壮观景色的减损，或拦堵自然河流给物种带来的伤害——目前太平洋鲑鱼的有些物种也受到了影响——的确是现实和令人焦虑的问题。真实和令人焦虑的还在于：大自然不会示意我们她能接受伤害的方式和程度。还有一些灾难，诸如水库泥沙的沉积，或是目前中国水库里污水和垃圾正在堆积。但是如果没有三峡工程，中国依然会面临污水和垃圾的问题，只不过是突出显现在河流和河湾里，而不是人造湖中而已。中国必须加强环保立法执法，并且通过GDP的增长从而在环境控制方面能有更多的投资。三峡水库中漂浮的垃圾只是问题表现的症状，并不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些对修建水电工程的环境异议仅仅是出于美学的原因：天然的河流是伟大的，水库则是单调的。然而假如你看到过Powell 湖，你知道它也是相当伟大的。

Powell 湖有186英里长，是由亚利桑那州的Glen Canyon大坝形成的，由壮观的岩石群围绕着。从纯美学观点看，如果不是有如此多的巨型豪华游艇(相当于水上SUV)在湖面穿梭，Powell 湖的美将更加摄人心魄。

这也带来了人为的污染问题。人们在湖上游弋消闲，他们不愿离开。而在美国又有相当多的人可以养得起游艇。我想，西方反对修建水电工程的那些人对此绝不会感到高兴：大坝形成了平湖，徜徉于湖面对于开着游艇的人来说，不需要什么技巧，他们大腹便便，游艇装备有大功率的马达，卫星天线和装满啤酒的冰箱。而天然、狂野的河流，除了那些真正从事户外运动的人外，对其他人便不具有吸引力。可是人和游艇已经在那里，你也不能把他们赶走。

直到全球人口数量开始减少(联合国预测其会出现在下个世纪的)之前，所有与原始地貌和荒野风景保护有关的事情的前景都是比较暗淡的。从导致荒野风景减少这一点来说，我重申一遍，水电站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病因。人们使大坝成为必需品，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也就需要更多的大坝。

当我们不再需要更多大坝时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不再需要更多大坝时会发生什么？在美国，已经有一些修建于19世纪的陈旧水利设施被拆除了，使天然的河流可以恢复原貌。1897年当缅因州的Kennebec河上修建大坝后，天然河流生态被认为是“永久”地破坏了，但我猜测(如今拆坝后)这条河会以令人惊奇的速度重塑自己的形象。今天的美国已经不需要老旧的Kennebec大坝所发出的微小电力了，相反，许多人热衷于在这一带恢复天然流态后的河流里划皮划艇和远足。

请相信，有一天当中国和印度拥有富余的电力并且支持生态恢复的人比支持发展电力、医药工业的人还多的时候，他们的政府会非常高兴。

谁能说这一天不会来临呢？对一代人来说，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变好起来，趋势是正面向好的方面——经济快速增长，民主和个性自由逐渐提高。在一个世纪之内中国可能将出现巨大数量的富人，他们希望在原始环境下玩皮划艇和远足。然后，如果世界开发出更好的能源，三峡大坝可能被拆除。对我们来说，大坝好像是永久的，而对自然界来说，在其恒古演变的生态进程中只不过一个短暂的时点。

现在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来考量水电工程的问题以及整个生态环境的相关事宜。我称这种思想为“环境乐观主义”。它立论的基础如下：在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保护环境的趋势都是积极向好的；在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的趋势朝积极方向的发展远远要比估计的快；环境保护的进展几乎总是比预期的快，并且费用要少于预期；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因此，关于“环境是脆弱的”的提法是一种谬论。

首先来看西方的趋势。除去温室气体的积累(唯一重要的例外),美国和欧盟所有的环境保护趋势都是积极的，并且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许多年。1970年以来，虽然美国的人口增长了，美国人拥有的汽车比以前多了两倍，而且要开相当于以前几乎三倍的里程，但美国的烟雾却减少了三分之一。虽然美国的燃煤量是以前的两倍，但酸雨却减少了60%。在1970年，三分之一的美国湖泊和河流适于钓鱼和游泳，现在，这个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而且还在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虽然国内石化工业的产量增加了，但有毒化学有机物的排放量却减少了一半多。

在美国和欧盟的大部分地区植树造林已成为惯例，森林面积增加的速度快于开发土地的速度。举个例子，在马塞诸塞州，目前的森林覆盖面积已达59%，而在19世纪只有35%，尽管在这100年间其人口增加了200%。森林的健康状况也在迅速提高，自几个世纪以前欧洲移民第一次看到Appalachians山脉以来，Appalachians山脉的植被目前被普遍认为是处在最健康的时期。德国的黑森林曾被认为遭酸雨严重破坏，现在随着欧洲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森林也在恢复，广泛预测的物种灭绝浪潮并没有出现，重要的物种，比如美国秃鹰，已经增长到相当数量而使它脱离灭绝的险境。物质循环使用量保持着增长，化学农药相对于农业产出的使用量在减少，许多其他指标也是正面的。

同时，促使环境恢复的法规实施并未以经济发展的停滞或生活标准的降低为代价。所有这些西方环境改善的统计数据取自于一个经济空前增长的时期。事实已经证明，生态环保法规既有益于国民经济发展，又使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更惬意。

对我来说这是好消息。在过去十年里，在传播这些想法的过程中，我有如下发现：来自环境保护的好消息反而让人失去理性。大众媒体宁愿相信自然界正在崩溃，当然这也是好莱坞编剧想见到的。激进的环保活动家们要人相信世界末日正在来临——这对募集资金有好处；而保守主义者也不乐见，他们相信严格的环保法规将窒息经济成长，然而在真实世界里的例证表明这恰恰相反。

有关环境保护议题的争论如此低效和过热，其中一个原因是，左派和右派都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愿承认环境乐观主义。至少在那些实施严格环保法规的国家，左派不想让人们意识到环境正在变好，右派不想承认环境变好正是由于那些成功的环保法规所致。

再来看发展中国家。很明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条件持续衰退，特别是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水和空气的洁净问题。但一些迹象正逐步趋于积极向好。

比如，墨西哥城正经历空气质量的逐步改善，而此前大部分人认为墨西哥城的空气污染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然而，随着墨西哥经济的发展，它拥有了更多进行环境污染控制的手段——如强制要求其国有的Pemex石油公司改进燃油炼制工艺以去掉污染物质。

回溯到前一代人，人们普遍认为洛杉矶的烟雾问题无法解决。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平均每年有超过100次的一级臭氧警报。最新的数据是什么呢？在过去5年洛杉矶只有一次一级臭氧警报！尽管人口增长了，但空气的质量却有令人注目的提高，这归功于加利福尼亚州已变得足够的富有，能够负担最严格的尾气排放控制和其它改进所需的投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提高，他们也能够负担得起更好的环保控制手段所需的费用。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乐观主义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环保法规并不损害经济增长，而且几乎总是比预期所花的费用要少，起作用的时间还要快。一个世纪以前，若要发展工业，避免不了烟囱林立排放污染，现在就不需要了。在20世纪90年代，我去厄瓜多尔参加Fulbright基金会活动，对政府官员讲在发展中国家执行严格的环保法规的必要性。他们告诉我“我们想要更多的污染，因为污染代表了进步”。一个世纪以前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现在和将来它不再正确了。

在环境污染降低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能获得经济增长。所有执行严格环保法规的西方国家都见证了一个经济继续增长而环境污染下降的同步过程：那些实行严格环保法规的发展中国家也会见证这一点。关键在于，能负担得起的环境污染控制技术在一个世纪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举个例子，近来美国对酸雨的控制，比预期更快地起了作用而费用只有预计的10%。近在20世纪90年代，酸雨还被看作世纪末日——全美国存在的问题，绝对将导致Appalachian山脉“寂静的春天”(树木死尽)。现在在美国你却听不到酸雨这个词了，因为1991年执行的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比预期更快的起到了作用，且花费少得多。

我认为大自然的恢复会证明一个主题，那就是要加以实施严格的规章并且尝试真正的革新——包括温室效应，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尝试着去制止它，所以看起来它好像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界是一个绿色的堡垒，远非想象的那样脆弱，它穿越时代并经受住远比人类所造成灾难要糟糕很多的打击：彗星撞击，冰河覆盖，全球火山喷发。人类已经对自然界犯下很多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停止制造污染，并且将过去造成的污染打扫干净，自然界的恢复会是惊人的迅速。

1980年，当华盛顿州的Saint Helens火山以相当于爆炸了数十颗核弹的破坏力喷发的灾难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那片地区已经永远地被摧毁了。

上次我去那里时，麋鹿已经回来，河流又游满了鱼群，植物也重新生长——缺少的仅是成林的参天大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它们也会回来。人们从未也不能制造比Saint Helens火山爆发更严重的对大自然的危害。当我们停止对环境的冒犯，我肯定，自然界会迅速恢复。

水电工程很难成为所有问题的答案，但它在帮助人类社会跨越环境污染的年代方面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环保标准必须是严格的。只要环保标准是严格的，世界就需要修建更多的水电设施，并且越快越好。

作者简介

格里格·伊斯特尔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访问学者，“The New Public”、“The Atlantic Monthly”、“The Washington Monthly”等杂志高级编辑，主要研究和写作选题为环境政策、全球变暖等。此文为作者在“2004 Hydro Vision”大会(蒙特利尔)上的演讲，原题为“Hydropower:A Benefit Every Nation Deserves”.

(信息来源：中国三峡工程报 2005年09月14日)